【圆明网】我叫陈鼎媛，女，一九四五年生，贵州省都匀市人，现住在都匀市小围寨镇王家司家园小区。我七十年的人生，悲多乐少。因为父母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所以爹死娘嫁人，跟着奶奶在白眼和歧视中讨生活。我从小是个病秧子，喝药伴我长大，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反复交叉发作，几十年，在沉疴中苦熬，悲苦疼痛就是我的常态，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希望。
庆幸的是，法轮佛法在中国洪传，我抓住了这个机缘，终于，我七十年的人生中，有了幸福、祥和、充满阳光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半时间，但我万分怀念。我珍藏着这段时间里的每一个美好的记忆。
一九九六年过年，儿子梁荣祺给我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又为我买来宝书《转法轮》，从此我走进法轮大法修炼行列。通过最初几个月学法、炼功，去掉了我多年的疾病，沉疴顽疾远我而去，我感激师父啊，救命的恩人，让我亲身体验了什么是真正“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我感激师父啊，度我出苦海。学大法得真经，我身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不但明白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为什么会那么悲苦，更明白了，人来世上的真正目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
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心胸狭窄，权欲膨胀的江泽民，以权代法，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全面迫害法轮功的疯狂政治运动。操纵国内所有媒体，造谣诽谤法轮功，用谎言诋毁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欺骗世人，用暴力残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我们是亲身受益者，说句公道话，向被谎言蒙骗的世人讲清法轮大法的美好，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没想到，不但我因此被打、被关、被游街批斗、被判刑入监，被监视居住，我的其他家人祖孙三代（包括亲家）也因坚持修炼大法受到诸多形式的迫害、恐吓，十六年来无一日宁静。
一、二零零零年被迫害经历
避过层层监控，绕过道道封锁，经历无数次有惊无险之后，我们都匀一行七位法轮功学员，于二零零零年元月十日下午四时左右，在天安门广场旗杆西侧大约二十～三十米处，成功展出一幅3×1.5（米）大横幅布标，横幅左边是一个手工丝绣大法轮图形，右边是三行字，最上行是“真善忍”三个字，右中行“法轮佛法修炼”六个大字，右下行“义务教功”。横标展开大约五十秒时，警察从几个方向几乎是同时飞奔到我们跟前，野蛮抢夺横标，并暴力绑架我们。之后他们通知都匀警方。二零零零年元月十三日我们数十人（元月份都匀地区分三批进京上访）被都匀警察非法从北京绑回户籍所在地。
1、在都匀市戒毒所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和另一位老年女同修被非法关进都匀市戒毒所（原都匀酱油厂）女监七号室。这是一排老式平房，每个房间面积约二十平米。阴暗潮湿不透风、不透气，没有窗户、没有水管，没有卫生间，吃喝拉撒睡全部生活内容都在这间小屋里解决。与室外的一切联系，全靠铁门上一个小风窗（20×25厘米）。每天上、下午各放风一次，每次半小时左右，放风时必须结伴而行，不能单独走动，还必须在警戒线之内。二十多人睡在通铺上，只能侧身不能平躺。我和同修因为新到，只能睡在通铺尽头，因为实在是太挤了，我的头只能歪在床外一张小木凳上，鼻子、嘴、脸直接触在马桶边上，臭气熏人，熏得人睁不开眼。房顶上悬吊着一盏小灯泡，泛着黄光，似亮非亮，分不清楚白天、晚上。吸毒犯们的举止奇形怪状，说话污言秽语，情绪鬼哭狼嚎，进到这里犹如进到了地狱鬼城。
二零零零年元月十三日下午两点过，恶警金大胜（外号金达铁）将我从七号室拉出来，数九寒天里不准我穿棉衣毛衣，只准一身秋衣，身子冷得直发抖，上牙打下牙。金达铁拿出一副狼牙铐，铐住我的双手，然后将我双手吊铐在一棵树杈上，整个身子悬空，全身重量都压在双手腕上的这副狼牙铐上，不一会，锋利的铐齿，刺进我双手腕的肉里，越刺越深，被刺成一个个血肉洞，血就顺着一个个血肉洞流出来。我疼痛万分，整个心在收紧颤栗，五脏六腑象被撕裂一般，剧痛钻心，实实在在的“痛”。再加上“冻”，我奄奄一息，仿佛失去了意识。一阵狗的狂吠声让我打了一个激灵，这个戒毒所里一只名字叫做“克林顿”的狼狗，在接受了金达铁的指令后，正向我狂奔而来。我急得大叫：“师父救我，师父救我……”马上，那凶恶的狼狗凶相全无，由原来的狂奔变成小跑再变成慢步走，到我身边后，只围着我和吊铐着我的那棵树，转了几圈后离开了。我激动得大喊：“谢谢师父！”
金达铁的恶行引起了在大操场上放风的吸毒人员的公愤，大家指名道姓怒骂他，他很不情愿地给我打开了那副狼牙铐，放下我站在地上。同修急忙为我披上棉衣。
当天夜晚，警察朱某某巡夜，见我正在炼功，就对着小风窗大骂师父，也骂我。我劝他不要骂，会遭报应的，他反而骂得更狂了。我一时急了，不知如何表达因他辱骂大法、辱骂师父而带给我的痛苦，就一头撞在铁门角上，头被撞破一个口子，立即血流如注，鲜血湿透了头发，流了个满身满脸，同修慌了神，那毛巾堵不住，我当时昏倒在铁门下，半夜惊动了市里的头目。
为抵制恶警们的施暴迫害，我绝食五天，争取到了炼功环境。
2、被挂牌批斗游街示众 羁押在洗脑班二十多天
十五天非法刑拘迫害后，回家过年。正月十六日早上，两辆警车，十多个警察，突然闯进我家，暴力绑架我。鸣着警笛、闪着警灯，高音喇叭播放着诋毁法轮功的谎言，十几个警察押着我，在都匀城里游街示众。之后，把我押送到沙堡铺轻纺技校，那儿已改成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了。黔南州、都匀市二级政法委、“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公检法司联手办班，搞成盖世太保式的集中营。
3、监视居住 无一日安宁
三月底，洗脑班解体。对我的迫害改成“监视居住”。他们收买了六个人（四个是我的邻居，另两个是市运输公司职工）组成一组，监控我，他们的任务是盯梢、蹲坑、听墙根、跟踪盘查我家进出人员。有一辆警车就停在我家门口，随时待命，警车上的警察每天必须早、中、晚三次亲自到我家查看，且一定要验明正身方可，有时半夜三更打我家座机进行骚扰，必须在电话里亲自听到我的声音才行。进出我家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一律盘查审问。
二零零零年七月的一天，我表兄表嫂回都匀探亲，顺便来看我。进门不到半小时，警察登门，不由分说，硬将我和兄嫂三人带到派出所，马上，市公安局一科的晏荣贵也来了。晏查看了兄嫂身份证、退休证还不罢休，最后一定要与兄嫂单位联系上，证明他二人根本没有炼法轮功后，才将我们三人放回。
九个月后，“监视居住”的人才撤走。
二、二零零一年被迫害经历
经过一番周密安排，都匀地区又有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要到北京去证实大法。特别安排在二零零一年元旦到北京。中午时分，我们一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整整齐齐来到天安门广场，成功展出大三幅、小四十多幅横幅，同时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喊声震天响，表达了我们法轮功学员的心声。当时全国都有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拉横幅，成了一道最神圣、最庄严、最动人的风景线。虽然一批一批被抓，但第二天又一批批到达。正法的横幅高举头顶、挂在天桥上、挂在高楼顶层上、挂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蔚为壮观，这样的场景，看到了、经历过了，真是永生难忘。
1、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拳打脚踢
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第一块横幅时，几个彪形警察冲过来给我一顿拳脚后，把我塞进一辆小警车，我要表达我的心愿，于是又展出“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小条幅。后来被换到大警车上时，我又打出一块横幅。这辆大警车将我们带到一个四合院停下。这个四合院集中了许多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打横幅，被警察绑来的法轮功学员。看得出他们个个都遭到了暴打--鼻青脸肿，但各个精神抖擞，泪眼笑如花，同修们热烈鼓掌，欢迎我们。四合院很大，却挤满了人。这一院人的背后站着一圈穿黄衣服的大兵把守着，都是立正持枪，而且枪上刺刀的。随着不断进来的人增多，我们刚下车的这批人也在不断的往里退，当退到持枪大兵身边，我对着大兵笑了笑，他也笑了。我对他讲：法轮功是好的，是被冤枉的，我们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好了，健康了，给家人减负担，给国家节约了钱。大兵不说话，只是笑着。这时我找了一个高点的地势站上去，突然从内衣口袋里抽出一条横幅，双手高举着，高声呼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我喊一声，所有的同修也随着齐声高呼一声，大约喊了五分钟左右，我看见人群中又有几块横幅打了出来，在场的法轮功学员更激动了，喊声更大，个个泪流满面。真是惊天动地啊。我永远记住这一天：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廿一世纪的第一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扛枪的大兵也好、我们身旁穿黑衣的警察也好，虽然他们人数超过我们两倍，这种洪大的场面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制止，连哼一声都不敢，都默默的站着。
2、在房山看守所被打昏睡了两天全口牙松了腰断了脚骨伤了
二零零一年元月二日凌晨三点过，一辆大警车又装着我们来到房山看守所。约上午八－九点钟，我和两个同修被叫去问话和照相，我们不配合，被负责照相的两个女警左右开弓打了几十个巴掌，一个打累了，另一个接着打，脸被打得火辣辣的痛，脸上的肌肉发硬、肿胀、嘴角流着血。因为不回答她们的问题，恶警找来起子、钳子撬我的牙，起子、钳子在我的嘴里乱撬，一个女警拿纸擦掉我嘴里流出来的血污，突然抓住我的头发，反扭着我的左手臂，把我的头强按在铁门上，站着照了一张像，一个男警二话不说，一脚飞来，把我踢翻到几米远。我力软，瘫倒在水泥地上，大约过了十分钟，另一个男警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无力回答，也不想回答。几个男女警察开始武力搜身。用剪子、起子、电工尖嘴钳，将我的衣服从里到外，件件撕烂，剪碎，我一件黑色棉背心被剪成碎渣，身份证被搜出来了，同时还搜到《洪吟》和现金。他们好象还没有过瘾，一个男警抡起一根木棒打我，女的就她们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打我。我筋疲力竭，动弹不得。他们见我确实不能动了才停手，一个彪悍警察，对我又飞起一腿，正踹在后腰上。施暴的恶人这才悻悻走了。同修蹲下身轻声问我“能动吗？”我试了试，动不了，怎么努力都站不起来，同修费了很大劲，将我抱回监房。我昏睡了两天，一直到四日下午，我才感觉思维慢慢回到大脑中，全口牙松了，腰断了，脚骨伤了，至今后腰骨都是变形的，到现在走路是一拐一拐的，如果一天不炼功的话，坚持站立十分钟都困难。
3、在都匀看守所被牢头粗野“喂饭”
二零零一年元月十一日我被都匀警方绑回，关押在都匀看守所。因我不签字，被女警杨恩惠打了几个嘴巴子。又因为进门时不喊“报告”又被打了许多下。搜身时，杨恩惠没收了我一块质量很好的新手表和一副真正的水晶眼镜，之后一直没有还给我。我是带着一身的疼痛进到都匀看守所的。一进监房一号室，倒下就睡着了。晚饭时叫吃饭，迷糊中我说不吃。牢头梁川红问我：不吃饭要绝食？我顺嘴说“是”。梁川红立即汇报给杨恩惠。杨当即指示梁：“她不吃饭，找几个人好好喂。”杨恩惠马上离开了一号监房，回办公室去了。梁川红马上找来七个吸毒犯连她自己共八人，将我拖到一号监室外的走廊，甩我在地上，粗野的喂了一顿饭。原来在房山被打松了的牙，这一折腾，掉落两颗，在房山被弄伤的口腔全部溃烂，喝水都痛，一星期后还在吐血水，之后不到一年半时间，一连掉牙十七颗。
4、第二次被挂牌批斗、游街示众
为了继续欺骗民众，为了强化对法轮功的迫害，610伙同公安，先后两次在都匀市人群最密集地带，召开很大规模的所谓对法轮功“揭批大会”、“公捕大会”。第一次是在百子桥，第二次在都匀老火车站广场。两次我都被强行捆绑，五花大绑的拉到主会场，站在台上，挂牌示众。会后被押着游街示众一番。
5、都匀市法院枉判我重刑五年 依法为自己辩护遭遇四次粗暴打断
三月三十一日公安对我下了逮捕令，不久检察院给我下了起诉书，五月二十一日都匀市法院以李学安为首的审判庭，对我非法开庭，以“莫须有”的“犯罪事实”，蓄意错用刑法第三百条非法枉判我重刑五年。法庭上我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被李学安四次粗暴打断。我大声对庭上的所有人说，我是依法为自己辩护，不准我为自己辩护发言，是你们执法犯法。李学安无语。我堂堂正正、一字一句大声宣读完自己的辩护词后，交给当庭主审法官李学安。法庭合议后（有庭审全程录像）当庭宣布了判刑结果。之后要我签字，我当即签上“非法枉判，我不服，要上诉，法轮功学员陈鼎媛”。七月份，一审五年的判决书下达，我不服。在上诉有效期内，我给州市二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政法委、610、公检法、工会、妇联、公交局、民政局、我自己的工作单位：都匀市装卸公司等相关单位寄交了我的“上诉书”三十余份。七月底，中院二审维持原判。第二天，都匀市看守所张所长和两名警察，亲自押送（非法的）我到羊艾女子监狱七大队。
三、羊艾五年监禁 地狱一般生活
二零零一年七月至二零零五年底，我被关押在贵州女子第一监狱，简称羊艾监狱或羊艾农场。那年我五十六岁，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在羊艾监狱，我吃尽了苦、受尽了凌辱。因为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所以除了象普通犯人一样每天十多个小时做奴工，还要被强迫着接受洗脑教育。为了达到让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功目的，羊艾监狱与全国各地监狱、劳教所互相取经，花样翻新的使出各种招术整治、逼迫我们。怎样凶残、怎样惨烈他们都当宝贝似的选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有的太痛苦了，我真不愿意记忆起它们，因为我是修善的人，要时时保持一种慈悲、祥和的心态。
1、刁难
最初的监狱生活，没有高强度劳动。每天上午是单一的洗脑教育，下午操军训：站军姿和操步伐。因为我是带着一身的伤痛下到羊艾监狱的，腰不好、脚不好。站军姿达不到她们要求的那种标准，为此被骂被打，包夹对我拳打脚踢，常常将我打翻在地。操步伐时，我因为紧张，老出同边手，她们嘲笑完后骂我“猪”。然后就罚我跑步。七月烈日下跑大操场，一圈又一圈，不叫停不准停下来。晒烫的地面蒸腾起热浪，把人烘烤得气息奄奄，就是不跑步，只站在太阳底下，也会豆大汗珠往下滴，现在一跑一动，一会儿功夫，我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嗓子直冒烟，还不让喝水。
2、不准讲真话
到了九月中旬，要求我们三个法轮功学员（与我同一天被押送入监的杨红艳，二零零四年夏天被羊艾监狱害死，时年四十岁、另一位是早于我入监的贵阳法轮功学员王丽霞）写入监思想汇报。经过一个星期的思考，我们决定写，借这个机会为法轮功正名。于是我就如实的写我对法轮功的认识、对师尊的感恩、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巨变。九月二十六日下午我把写好的《我对法轮功的认识》交给当时的入监队队长肖琼辉。第二天羊艾监狱教育科王科长就来了，黑着脸冲我喊：陈鼎媛，收拾东西，送你走。我问：“去哪”？“五队”。王丽霞这时小声对我说：“五队有独居室（禁闭室）是不是送你去那里”？我说：“不怕，我又没有写假话，不写真思想写什么？一切随其自然吧。”就这样我提前离开七大队，进了羊艾的严管队—五大队，此后的监狱生活极其难熬。
3、牢中牢有诸多“不准”
法轮功学员在被监禁期间，都受到“牢中牢”待遇。我们每个人除了要接受监狱的常规管制，还要受到四至六名包夹的监管。包夹自身不是警察，是服刑的犯人，她们一旦被警察选中为包夹，就会为了减刑期而不择手段完成警察交给的任务。这是人性恶的一面，在利益面前的必然选择。包夹二十四小时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就连洗漱、如厕、夜睡觉时间，也一定睁大眼睛跟在身旁。同时包夹是要负责记录我的一言一行的。有一天中午，我的上铺王晓玲悄悄与我说了几句话，包夹立即报告给白菊（五大队的队长），白菊大怒，责问我为什么不听“打招呼”，要跟包夹以外的犯人说话？坏了她们的规定。我说：鸡要鸣、狗要吠、人要讲话是自然，为什么不能讲话？她自知无理，就去大骂王小玲，吓得从此以后没有其他人敢跟我说话。一天下午收工回来，实在太饿了，我端出中午吃剩的半碗冷饭，刚吃一口，包夹朱大林要去撞墙，说我不服她“管教”，不经过她同意就自己拿饭吃，影响她改造，影响她减刑，不如死了算了。
还有其他许多不准。如：冬天不准使用热水、不准写信、不准给亲友打电话、不准亲人会见。我八十多岁的姑妈从都匀来看我，任凭老人怎样请求，冷冰冰两个字“不准”。有一次过年期间，亲人们专程来看我，上午十一点过他们就到羊艾了，直到下午四点过，一家人丧气又无奈的回都匀，带给我的东西，原封不动带回，见不着人，东西不让留下，上二百元钱也还是“不准”。有一次午饭后，太阳正旺。警察白菊不知何事，心情不好，拿我出气。看我坐在监房门旁，就叫我站到太阳底下去，并要求我抬起头来，面向太阳，火辣辣的太阳刺得我眼睛很痛，很痛，泪流不止，我想到：自从到五大队后，白菊对我的林林总总迫害、刁难，不能再忍了，也不站了，一屁股坐下，当着所有人的面，边哭边讲：白队长，大家都是人，是人就应该有点人性，更何况我是个修佛的好人，根本就不是罪犯；论年龄我比你妈还大，你会这样回家去对你妈吗？你太没有人性了。所有的人看看白菊，又看看我，都不敢讲话。白菊无语，快步走出大门岗。在诸多“不准”中，还有不准“睡觉”的。每天要干奴工活十多个小时，到晚上十点半熄灯上床睡觉，普通犯人可以一直睡到第二天起床铃声响。我们则不行。大概是半夜，正睡得香时，被叫醒去办公室洗脑，强迫听那些谎言说教，一则又一则的谤师谤法的谣言鬼话。一直要搞到凌晨四点左右才罢休。第二次睡下后，好象眼睛都没有闭过，又被催醒。第二天的强劳动活儿又开始了。困劲儿上来，经常是闭着眼睛出工，走路抬不起脚，嘴里还含着饭时就瘫软得要睡过去。不准请假，“死也要死到工地上去”。有一次，我突然起不了床，请包夹向管生产的队长唐昆请假。唐昆和白菊都不准假：“要死也要死到工地上去”。白菊花了几个小时，押着我一个人，一步一挨，艰难的挨到工地，根本干不了活。当时我腰痛得不能站立，双脚一着地，脚趾甲处就冒出血来。白菊只好让我回监房。并把我交给胡老九（遵义市一名吸毒犯）自己借故走开了。在无人的地方，胡老九背着我，有人的地方，她又放我下来，我自己一步步慢走回监房。
四、恐怖监视、上门骚扰 老伴多次住院下病危
二零零五年底，高墙、电网的有形监狱生活结束了，但迫害没有结束，我又开始了另一种被迫害生活——“居住监视”。居委会、社区、派出所自下而上对我家监控。盯梢、跟踪、蹲坑、半夜听墙根，近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每遇节假日、它们的敏感日，就会盘查进出我家的客人。都匀市610主任罗中福还多次与监狱的狱警到我家“探望”。
二零一零年五月，整整一个月，我家每天都有人上门骚扰。五月二十七日实施抓绑梁荣祺那天，几十个便衣限制我和老伴进出小区院门，小区通向外面的三个路口都有人把守着，盘查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他们多次敲门进来，屋里屋外不停查看，追问李青来过没有。老伴看到这架势，吓得直哆嗦。五月二十八日，秦晓春来我家通知：“梁荣祺已关在州看守所，你们送被子去”。五月二十九日老伴进医院抢救，五月三十一日正式下病危通知。六月初，我在医院照顾重病的老伴，朋友来告诉：李青被网上通缉了，网上追捕，这回可能凶多吉少了。不巧我们的谈话被老伴听到，当时就咳得吐血，喘得背过气去，当天下午医院第二次下病危通知。
这次儿子、儿媳被迫害，老伴的精神全崩溃了，从此每年住院八～九个月，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的除夕新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几次下病危，差一点送了老头的命。就是这样，我家周围还一直派人守着，我去医院送饭，都有人跟踪。
五、暴力强迫抽血
二零一四年我又一次被强行抽血，他们的手段极其恶劣、凶狠。四月份，他们以“关心”的名义，多次上门，花言巧语要抽我血。我提醒他们：善待法轮功学员，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并正言指出：强迫抽血，就是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他们未达到目的，悻悻离去。七月十九日下午，都匀小围寨镇政法委书记杨国亲自领一人（拿着医疗械具）到我家，软硬兼施要采血，几次欲动武，都被老伴挡住。他们一直胡缠到天快黑了才离开。
八月十三日中午一点左右，我正在家午休。一女人叫门。老伴误以为是邻居，刚把门打开，一伙暴徒（约七、八人）蜂拥而入。未出示任何证件，也未说明来者身份、私闯民宅目的何在。全副武装的特警们迅速各自分工：一个守着我老伴，一个守在我家门口外，一个守着我的内房门，一个翻箱倒柜抄家，一个到处摄像，杨国、女警、秦晓春三人将我从床上推倒在地，强行拖出门外，伙同守在房门外的特警小伙子，四人一起用力拖拽我，硬生生的把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强塞进停在我家门口的警车内。当时我只穿着睡衣，没有鞋袜。在警车里，左右各一名警察挤压着、反扭着我的手，使我动弹不得，其余的警匪将我的大法书籍和救人的真相资料抄走，交给秦晓春。坐满两辆警车后，向都匀市公安局疾驰而去。有十多人参与了这次绑架，我只认识杨国和秦晓春。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我对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反而破口大骂。
到了市公安局，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法轮功的恶徒要遭现世报应，一个也跑不掉！”我的喊声，吓得几个警察推搡着我，去到一楼大厅旁边的小房间里，反锁上门。我还是一个劲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秦晓春发狂了，开始疯狂暴打我，雨点似的拳头，猛烈打在我的头上、脸上、肩膀上、背上、手臂上……一边打一边骂：“我就迫害法轮功了，咋样？你这死硬的家伙，我就整死你，就迫害死你，就打死你，咋样，我不怕报应。”最后秦晓春骂累了，打累了，象虚脱了一样逃离了小屋。我也被秦晓春打得气衰力竭，小屋内杨国和几个警察趁机将我制服在一张大椅子上，压住我坐下。实施了他们采血、采指纹、照相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完后，杨国要我签字，我说：你拿一张大点的纸，粗点的笔来。杨国拿来一张A4纸。我就在纸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要遭恶报。”然后庄严签上“法轮功学员陈鼎媛亲笔”九个字。
自从经历了这次“暴力绑架，施暴采血”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出现异常。开始时，思维混乱，头脑不清，后来头昏、头胀、头痛，记忆力严重下降，现在还出现了讲话讲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做事丢三落四，走路深一脚浅一脚，行动迟缓，手和脚经常不知道怎样配合，视力下降、耳背听不清，这些症状每况愈下。
六、经济迫害
二零零零年我五十五岁，可以正常退休。当时单位没有为我正常办退休手续。二零零五年底从羊艾监狱被迫害回家时，我已经六十一岁了。我找单位给我补办退休，他们说：“你已被开除了，不是我们的人了。你的档案还给你。从现在起，你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从此以后，都匀市交通局的大门都不让我进了。拿着档案袋，我去找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李刚、610办主任罗中福，得到的答复：有文件规定，凡判刑的一律开除工作，不办退休。直到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给我办低保，每月领低保生活费一百五十元。二零一一年九月市社保局按“贵州省社保二十三号文件”，让我买“社保养老金”，自己出资三万元（实交二万三千四百元）每月发养老保险金四百八十元。现在我每月拿养老保险金八百六十五元。
儿子梁荣祺，市运输公司汽车司机。一九九七年市运公司与市政协商议，借梁荣祺到市政协开车。协议上注明：梁荣祺工作关系仍保留在市运输公司，工资福利等由市政协发给。二零零一年元月，梁荣祺进京上访，要求还师父、还大法清白。遂被迫害劳教三年。回来后，单位口头回答：梁荣祺已被开除工作，但不见文字通知。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从未得到市运公司的一分钱，也没有任何福利。
女儿梁荣琳没有修炼法轮功。因为妈妈、哥哥、嫂嫂修炼法轮大法，而受歧视遭牵连。女儿原是国企幼儿园正式教师，持有幼教中级职称证书。前几年下岗高潮，单位（国营华南仪器厂-—属八十三系统）经济效益不好下马，教师（从幼儿园至高中）统一交给教育局了，工人一次性买断工龄自谋职业。教师（从幼儿园至高中）统一交给教育局，由教育局统一再分配到各个学校报到上班。女儿在家等了近一年时间，没有消息。期间，曾经的同事都去了新学校上班。后等来的通知是华南仪器厂的，要她限时到厂里去办“一次性买断工龄”的相关手续，若限时不去办，后果自负。女儿含泪只得办了相关手续。三万多块钱，就把女儿赶出教师行业。
七、俩亲家被迫害致死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法轮功之前，都匀茶厂有一个炼功点。儿媳李青和她的爸爸李宪智、妈妈刘小菊都是法轮功学员。七二零打压后，不能公开炼功了，他们就在家里悄悄炼功、学法。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午，李青一个人到茶厂附近农村去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构陷，打电话叫来了都匀大坪派出所警察多人。李青被绑架又从她家抄走真相资料，当时是九月三十日下午五点多，第二天要放“十一”长假，各单位的人都走了，回家过节去了。几个警察商量了一下，就暂时放了李青，叫她回家等着“十一”长假后再处理。恶警们离开茶厂后，李青马上离开了家。
等“十一”长假过后，恶警抓不着李青，逼着李青的爸爸妈妈交出女儿，并对二位老人施暴。李妈妈承受不住肉体和精神上的打击、摧残，一下子病倒了，住进医院。恶警不罢休，在医院二十四小时监控李青的妈妈，上厕所都有警察跟着。李青想去看妈妈，只能趁深夜去看一眼。妈妈牵挂着女儿的安危，每次女儿去看她时，就催女儿快走，快走，生怕女儿被恶警们抓去。同时，恶警们天天催逼李青爸爸去把女儿找回来。
从邪党“十一”到十二月八日仅仅两个月，李青的妈妈被恶警们威胁、恐吓而离开了人世间，死时才四十八岁。
在三天的丧葬期间到处都有警察随行，一直到送母亲骨灰去墓地那一刻，李青才披麻戴孝出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悲痛万分的李青双手捧着母亲的遗像送妈妈最后一程。将妈妈下葬后刚下山，满脸泪痕双手捧着母亲遗像的李青就被几个恶警挡住了去路。李青对恶警们说：“我把妈妈的遗像安放好，换身衣服，我这样重孝在身被你们抓走，也会有损你们的形象。”当着众多亲友、乡亲们的面，警察收敛些了，没有当场强行押走李青，而是一直跟着李青到她家，态度很明确，就是要把李青绑架走。李青到内屋，赶快发正念，在师父的保护下李青又一次走脱。恶警左等右等不见李青出来，冲进屋里去找，哪里还见李青的影子，气急败坏的都匀公安局发了内部通缉令。看到李青随时绑架，提供信息者有奖。这下恶人更不放过李青的爸爸了，天天逼着李父要人，并要李父带他们去亲朋、同学一家一家去找，出门买包盐都有人跟踪、盯梢。这种紧盯不舍，造成的恐怖气氛，使李父的精神备受创伤。老伴刚走，伤心未愈，又牵挂女儿的安危，满头青丝全白了，满脸是忧伤泪痕，耳聋眼花看东西模糊，一付老态龙钟的样子。
外逃的李青因没有办第二代身份证，李父硬着头皮去大坪派出所给女儿办身份证，身份证没办成，李父却遭受了更大的心理创伤，这下彻底垮了，在极度的痛苦中，李父一头栽下倒地，再也没有醒来。在都匀医院抢救到办后事，一直有恶警守着寸步不离，他们只一个心念：抓李青。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吝惜恐吓手段，威逼两位老实、本份的老人，夺去了两条生命。就是因为李青发了几张真相资料，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邪恶迫害死了李青的父母，李青被迫流离失所多年。
八、梁荣祺一家三口被迫害
1、梁荣祺被中八劳教所迫害险些丧命
儿子梁荣祺二零零一年元月到北京上访，三月三十一日被送贵州中八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因为在劳教所炼功，遭酷刑伤及内脏大吐血，当时就昏倒不省人事，几天后虽然清醒过来，但眼睛看不见东西。一直在劳教所医院住着。劳教期满时，是从医院接回家的。回家时的状况很悲惨，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胸闷、气短、咳血，有时大口吐血，胸痛、肚子痛、盗汗无力、不能进食、夜梦多胡话，眼瞎耳聋。差点丢了性命。警察依然严密监控他。工作被开除。经过家人的细心照料、学法炼功，短短几个月身体恢复健康，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也见证了江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镇压法轮功是多么的伤天害理。
2、阴谋设局跟踪迫害
身体康复后与李青有婚约的梁荣祺在外地秘密举行了婚礼，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只有一张结婚证书上的俩人合影，见证了俩人婚姻的合法性。有一天儿子梁荣祺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李青有喜了。我高兴的去为他们办理孩子的准生证，跑了几个来回，收去了不知什么名目的二百元钱后，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办不下来孩子的准生证，最后他们答复的只有一句话：叫他们自己亲自来办。直到李青都快生了，准生证还是没有办下来，俩人只得悄悄回到都匀待产，生下了小孙女，起名叫“师度”。自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集团打压法轮功以来，我们全家都生活在高压、淫威、恐吓中。尤其是李青父母被他们迫害双亡那几年，全家都在痛苦悲凉中过日子，李青内心的忧伤凄苦更甚于其他人，小孙女的出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一丝欢笑。没有准生证，医院不给开出生证明，只作了个出生登记记录。
为了安全，李青第二天就悄悄的离开了医院。没有准生证，派出所不给上户口，我不知跑了多少回，折腾了大半年，小孙女的户口他们就是不给上，我也灰心了，不再去跑这事了。谁知到了二零零九年底，小孙女都两岁了，派出所片警王登美和社区主任来我家问我：“你家小孙女的户口是不是还没上”。我说：“是的，为这事我找过你们多少次了，也不知是为什么这事办起来这么麻烦。我的儿子、儿媳大龄晚婚晚育，完全符合政府的所有文件规定，为什么就上不了户口？就让她当黑人好了，我一家都是小老百姓，无职无权，上面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无所谓了”。片警王登美又说：“那怎么行呢，马上要搞人口普查了，这一次一定要把小孙女的户口上了，没有户口，以后小孙女就不能上学会误了孩子”。我说：“反正我孙女没有准生证，不是我们不符合政府有关规定，而是故意刁难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片警走了，说是要请示一下。过了大约十来天，片警又来了：“你家小孙女的户口，我们请示了局里，所里也研究了，只要你家儿子、媳妇和小孙女三人合照一张合影，我们拿来做依据，就可以给小孙女上户口了，一切由我来操作，保证户口能顺利办好，你老太婆就不用到处去奔波费事了”。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阴谋，要三人合影只是他们策划好的要对梁荣祺、李青下手的整个罪恶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我高兴的将我儿子三口的合照交给了片警王登美，还对这个想害我们一家的恶警千恩万谢。哪知照片交上去后，孙女的户口还是没有上。今天推明天，找各种理由、借口，户口依然一直没有上上。二零一零年五月的一天，王登美又通知我说：“管户口的副所长说了，有些具体事情须要向你儿子了解一下，你回去叫你儿子来一下好吗？”。我又傻乎乎的把儿子叫到派出所。所长和我儿子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所长“客气”地送我们母子出门，下楼时只见所长和王登美眼神对视了一下，我还是没有警觉。儿子梁荣祺住在都匀市羊肠街公厕旁一个小院的二楼里，一楼煤房地下室用来做资料，这是个比较宽敞的地下室，这个小院内，住着一家姓张的瓮安人，梁荣祺做资料的地下室外面这道门正好对着张家的门，两门的距离不到五米，都匀国安收买了张家的人，监视梁荣祺夫妻二人以及和他们来往的人。
二零一零年新年后，张家突然来了一个瓮安老家的亲戚，住下来几个月不走，说是来都匀治病的，医院太贵了，农村人负担不起。暂时在亲戚家住一段时间，哪知住进张家的这个人竟是国安专门安排和张家一同监控梁荣祺的特务。其真实身份是瓮安派出所副所长毛国治，毛来到张家后，在张家安装了监控梁荣祺一家的设备。要三人照片是为了确认二人的相貌，但他们还不放心，又以办户口为名把梁荣祺骗去，进一步确认。同时还牵连了无辜的同修罗灿华，因为此事罗灿华被他们迫害致死。
3、非法绑架、抄家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多钟，罗荣祺送孩子上幼儿园回家，正准备掏钥匙开门进家时，突然窜出五、六个彪形警察，把梁荣祺摁倒在地，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有钥匙、手机和现金等。随后又把被他们摁在地上的梁荣祺抓起来推进客厅。绑匪们进家后，没出示任何证件，两个恶警一边一个压着梁荣祺的头弯着他的腰，双手臂向后向上举成飞机状，就这个动作从早上八点多一直到晚上六点多钟。不让梁荣祺喝水、吃饭、上厕所。对他施暴的警察换了好几拨，从早上八点多到晚上六点多，他们楼上楼下翻箱倒柜，衣服、坛坛罐罐、米缸、油桶、垃圾，连小孩的玩具、小孩书也不放过，都仔细的查了一遍。抢走了做资料用的机器、电脑、大法书、真相资料、光盘、和一箱一箱的纸张。还有生活用品、存折、现金、首饰等，几十个土匪洗劫了一天，拉走了整整一大车东西。又留下几个土匪守在家里，吃喝拉撒睡全在梁荣祺家里，不准任何人靠近家门。五月二十八日，秦晓春来我家，通知说：“梁荣祺已被送到州看守所，叫家里送被子去”。梁荣祺的妹妹到哥哥家，想找几件衣服给哥哥送去，居然不许我女儿进去，只让她站在离门两步外，不许靠前，由守在家里的土匪随便拿了几件衣服，交给站在门外的我女儿。并催她快走，我女儿说还要找袜子和鞋，土匪凶恶的说：“快走，不走连你也抓起来”。整个家任其土匪糟蹋，时间至少持续二十多天。听邻居讲，此后又有二十多人第二次抄了梁荣祺的家，又抢走许多东西才撤走。恶警们明里撤出了，暗里还在张家留守恶警监控，钥匙也不还给我们。直到九月三十日北京律师介入此案后，秦晓春才叫我和女儿去国安把钥匙拿回来，还假惺惺的给了我们一份抄家清单。清单上被他们抢走的很多东西都没写，比如手机、金项链和同修黄贵仙的户口本、房产证、记者证等。
4、做贼心虚 法院不敢公开非法庭审梁荣祺
秦晓春、秦培军连夜突审梁荣祺，然后将他非法关押在州看守所。
同年九月二十日，我请的北京律师赶到都匀，顺利阅卷，同时与都匀市法院梁荣祺案主审法官柳家才进行交涉，提出“法院应该公开庭审”的申诉。因为在此之前，柳家才对我说：梁荣祺案属于政治案件，不能公开开庭，不必通知家属，这是上级的指示。事后，都匀市法院通知：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开庭，庭审不公开，不许家属旁听。律师当即在电话中申诉：如果不公开开庭，不许家属旁听，是违反“刑诉法”规定的，同时对政府的形象也不好，请考虑。市法院柳家才坚持称要向上级汇报后才能答复。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律师从北京又一次赶到都匀，再次向市法院进一步申诉：应该公开庭审。市法院终于“承诺”：公开开庭，开庭时间不变。旁听者必须带身份证、经登记、安检后方可进入。我得到律师的转告后，及时通知家人和亲友。十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市法院又通知：将二十八日上午九时改为八时三十分开庭。
十月二十八日一早，市政法委“610办公室”、市公安国保大队、派出所等约六十余人就到了法庭外。对法庭周围进行布控，着装警察和便衣警察布满各个角落，对许多想进去旁听的亲朋好友进行监视，对路人进行干扰，阻止法轮功学员前往，如临大敌。市法院原通知公开庭审时，家属可以旁听。但到了真正开庭时，梁家亲人、朋友十多人被安检法警阻拦不准进入旁听，必需有旁听证才能入场。市政法委、“610”、法院为阻止人们了解案情、了解对法轮功迫害的真实情况，只发放了六张旁听证。而我和梁荣琳虽有旁听证，还是被法警阻止进场旁听。整个旁听席有二十多人，全是州、市政法委“610”、公安等人员。就是法院的其他人员都不准进入旁听。八时三十分开庭后，经律师多方努力，法庭休庭二十多分钟后，才勉强放行让我和梁荣琳进场旁听。梁的直系亲属十多人，有的住在农村，半夜就赶来了。寒风中（当天下着小毛雨，特别冷，气温只有四、五度，都匀的秋天，还没有过如此寒冷的），他们在法院院门外，空等了一上午，始终不能进场旁听，没见上梁荣祺一面。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今，我只在那天见到梁荣祺，他被反铐着双手，由法警带进、带出法庭。没有说上一句话。
正义律师有理有据做无罪辩护，要求无罪释放梁荣祺。公诉人始终无言以对。但他们仍然执法犯法，非法枉判梁荣祺重刑六年。我不服，上诉到中院，同时要求二审公开审理此案。可是，我委托的律师辩护词还未送达到二审法院，（根本就不通知二审辩护律师）他们就慌忙着非法给梁荣祺下达了二审裁定书“维持原判”。梁荣祺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都匀监狱（对外名称：都匀水泥厂）。至今不准我探视我的儿子。
5、李青被迫害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梁荣祺被绑架，李青当时走脱。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贵阳、兴义警方联手，七十多名警察在兴义市包围了李青一位女同学的家，同时暴力绑架了李青。后来李青又被非法关押到贵阳市白云看守所，同年十一月被贵阳白云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劫持到羊艾监狱后，一直不许我探视。
6、荒唐可笑的“犯罪事实”
我的小孙女在爸爸被绑架半年后要普查人口了，王登美又来我家叫我去办户口，这回要交一千元罚款。去医院办出生证又要交一百五十元才给办。这一千元罚款我不愿交，这是敲诈，就又拖了一个多月，女儿劝我，还是交了吧，孩子没户口，以后上不了学，误了孩子。管户口的副所长和王登美问我“梁师度”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我取的，不能这样取吗”？他们又问：“有什么意义吗”？我说：“当然有意义。有什么意义能告诉你们吗”？就这样又僵持了一个小时。我问二人：“你们到底签不签字，如果不愿签，就写上不签字的理由，户口我也不上了，把那一千元所谓的罚款退给我，我马上通过法律程序起诉你们，就这样才签了字，给梁师度上了户口。
就因为这个名字，在法院对梁荣祺非法开庭审理时，市检察官罗邵超在念梁荣祺的所谓“犯罪事实”时，居然将给女儿取名“梁师度”也作为起诉梁荣祺的理由之一。这种事儿，也只有无法无天、狂妄自大、愚昧无知的中共邪党体制下的公检法才干得出来。
7、恐吓小孙女
抓梁荣祺那天下午四点过，姨婆（李青的姨妈，此时帮着我们带小师度）从幼儿园接孙女回家，警察武力绑架梁荣祺的那一幕正好被孙女看见，一下子吓得大哭大叫，那天她还不满三岁。姨婆把小孙女赶紧抱回她家。当天夜里孙女吓得发高烧，讲胡话，片刻不能安睡，在姨婆背上睡着，只要轻轻放床上，立刻惊醒大吵大闹要爸爸：“警察把爸爸抓去了，警察按爸爸的头，不准爸爸抬起头来，扭爸爸的手……”姨婆带孩子去看医生，每天打吊针，效果不大。半个多月了，还是安静不下来。弄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孩子受刺激太大，偏偏国安连这个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追到姨婆家，问她爸爸妈妈的事情。直接把孩子吓半死，一见生人，就惊恐得往大人身后躲。为了不让警察上门骚扰孩子，姨婆二老带着孩子躲到天津去，半年后孩子情绪稳定些了，才回都匀。又给孙女换了一个幼儿园。哪知国安警察不只是上门骚扰姨婆二老，还监控跟踪，亲自追到幼儿园，把熟睡中的孙女叫醒，问孩子；奶奶来婆婆家没有？妈妈来婆婆家没有？并对幼儿园老师讲梁师度的爸爸妈妈如何，如何……姨婆不得不第二次带着孙女逃到天津去，躲避国安队骚扰，哪知逃到数千公里外地天津，也没有躲过都匀恶警的追踪迫害。到天津后没几天，都匀警方的一个副局长和一个警察也追到了天津，查找到姨婆儿子家，颠倒黑白的说梁荣祺、李青如何，如何……，又去追问吓唬四岁的孙女，最后甚至提出想抱着孙女照张像的无理要求，被姨婆一口回绝。
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六岁的小孙女入学不到两个月，学校老师就逼着孩子入少先队，并要她代表新队员上台讲话。我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并给老师说了我们的想法，老师问她本人想入队吗？孙女说她不想。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和家长的面说梁师度的奶奶很反动，叫同学们不要和梁师度玩。有万世师表称誉的孔子仁爱、敦厚，倡导“有教无类”，孔子弟子三千，就是他践行“有教无类”的硕果。“叫同学们不要和梁师度玩”，这位老师至少已经在心里剥夺了梁师度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在排挤、歧视梁师度了，已经在用冷眼鞭打梁师度幼弱又亟需关爱的心了，还嫌不够，还要教唆同学们群起而攻之。奶奶很反动（是否真的反动还另说）与教师的工作（教孩子认字读书、写字、教孩子如何做个好人、培养孩子美好品德）有何相干？杀人凶手、吸毒者的儿孙们就不能平等接受教育啦？！不要跟梁师度玩，不只是伤害梁师度，让她感觉孤独、无助，让她感觉没有朋友、没有友情的冷漠和痛苦。其实也同时在伤害年幼单纯的“同学们”。
老师不但自己认为“人整人”是应该的、合理的，还在向“同学们”灌输“对敌斗争、划清界限、革命、反革命这一套党文化概念，使年幼的孩子在这种概念的灌输中，逐渐丧失纯真的人性，取而代之的是“革人命”的“党”性—结党营私的“党”性。这里要说的是，一个信仰真善忍，在家庭、社会上做好人的修炼群体，无辜被谎言诋毁，体制下的各个职能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包括公检法司警察），因谎言而不明真相，被绑架着成为打手和帮凶。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不能不说是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后我们民族的悲哀。我家因为修炼“真善忍”，被邪党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被迫害事实（只是部分）只是中共邪党残害无数善良百姓及他们家庭中的一个缩影。真的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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